李鸿章出访(25分）材料一：《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1896 年2 月，为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进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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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出访(25分）
材料一：《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1896 年2 月，为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在法国期间，他去南部工业重镇克鲁索市（Creusot）的施耐德（Schneider）军工厂购买大炮。为讨教强国之策， 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这趟经历， 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 尤在于变法自强。”                            ——《李鸿章历聘英美记》
材料二：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  
材料三：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在回答有关教育问题时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材料四：“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材料二、三、四摘自李鸿章答《纽约时报》）
材料五：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底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                           ——梁启超《李鸿章传》
问题：
（1）结合《马关条约》影响，分析李鸿章为千夫所指的原因。（4分）
（2）分析材料一中“清廷“联俄制日”的可能性。（4分）
（3）材料五认为应如何评价李鸿章？（2分）
（4）综合五则材料及所学，评李鸿章的出访。（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15分）

答案

（1）《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战争和条约也极大羞辱了清廷的颜面，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自然遭到了朝野上下的攻击和非难，为千夫所指。
（2）《马关条约》的签订，改变了列强在远东的原有均势，损害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引发了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他列强的不满。在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让清廷看到可借手他国制约日本。“联俄制日”即是这种外交策略思考的结果。
（3）对李鸿章评价应该放在清末国际、国内大背景和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洪流中考察，即历史地、整体地、客观地评价和考察。
(4)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李鸿章此次欧美之行依然没有丧失对西方技术文明的浓厚兴趣。访问法国期间，依然醉心于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情结可见一斑。与俾斯麦关于中国如何革新的对话，反映了他继续谋求国家治理的政治决心。
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对美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所带来的城市日新月异的面貌，表现出极大的赞誉和兴趣。对妇女问题的主张也较为开明和审时度势。在教育问题上更是主张要将美式教育体制引入中国，这与他洋务期间建译书局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对排华法案，他的态度旗帜鲜明，我们固然不能从现代人权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和眼光高估李鸿章，但作为一个清廷全权代表保护本国子民的意识和维护大清国的天朝尊严和体面的立场还是具备的。他欢迎美商来华投资，强调“主权在我”，并且从经济学层面阐述了劳动力自由与资本商品结合的必要性，显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外交风采。
此次出访，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下，李鸿章不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深的认识，在谈到美国传媒和清国报业比较时，他指出舆情不畅不能广泛传播文明的忧虑。
当时的中国人昧于世界的发展，政治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尤其精通国际事务，熟稔外交规则的政治家更是少之又少。在王朝专制体系下，李代表不了最高统治者，代表不了整个官僚集团，更代表不了四万万中国同胞。他只能代表自己、代表极小部分有“近代意识”的中国士大夫，这已属不易。我们不能苛责他有更崭新的现代意识、建立更多的功业，用梁启超的话讲，“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和礼制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矛盾下，李鸿章做着艰难的应对。
外交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能力反映该国的实力与地位,晚清国力衰弱，从这个层面讲，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是无从开展的。所以，李鸿章百年前的欧美之行，虽然赢得了西方社会上至政界下到一般民众的热捧，但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世界格局和外交体系中，他很难为这个日益羸弱的民族与国家，争取更多实质的利益，“联俄制日”是一厢情愿，仰慕西方制度文明也仅是理念上的倾向。

解析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