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晋南、豫西，首先发现于洛达庙遗址，但尤其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该类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以此命名。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学术界开始把夏史的重建寄托在新兴的近现代考古学上。

　　50年代，商文化二里冈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使学界对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李学勤、安志敏、石兴邦等根据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提出介于商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之间的“洛达庙期”遗存(即后来所称的“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线索或对象。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与夏文化相关的诸学术课题，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

　　1959年夏，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3] 。调查中所踏查的遗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有关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上。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此后，除了“文革”期间中断了数年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持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获 。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文化，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二里头遗址以及临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稍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发掘，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也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豫西晋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也发现了一大批与夏文化探索有关的遗址。70年代开始的对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范围扩展到了晋南地区;根据二里头文化遗存在豫西和晋南地区的差异，二里头文化又被区分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