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1—13题。（9分，每小题3分）戴胄传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性坚正，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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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1—13题。（9分，每小题3分）
戴胄传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性坚正，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
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剂、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
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泻，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
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为撰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节选自《旧唐书·戴胄传》）
小题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封德彝议以监门不觉，罪当死当：判处

B．臣不敢亏法亏：损毁

C．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阿：迎合

D．卿欲卖狱乎狱：案件

小题2: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能直接表明戴胄能“秉公执法”的一组是（    ）
① 性坚正，明习律令                ②胄据法断流以奏之
③不首者罪至于死                   ④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
⑤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             ⑥法有所失，公能正之

A．①②④

B．②③⑥

C．①③④

D．②④⑤

小题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戴胄正直坚定，通晓法律，隋朝时就担任了门下录事的官职，并且很受苏威、裴矩等人的赏识与礼遇。

B．戴胄引“虽误皆死”的法典，目的是为了劝谏太宗不该姑息长孙无忌的罪行而使重罪轻罚，更不应因为地位有高低、关系有亲疏的原因而同罪异罚。

C．对“诈伪者”太宗下诏“不首者死”，但戴胄仍坚持“以法当流”，对太宗的责难，他既据理力谏，又讲究劝谏艺术，终使太宗感悟。

D．戴胄才干突出，又能秉公执法，他去世后，太宗对其追封赠谥都很显贵尊荣，一些贤能正直的大臣也很怀念他。

答案

小题1:C
小题2:D
小题3:B

解析

小题1:阿：偏袒
小题2:①是介绍戴胄通晓法律，与“执法”无关。③是太宗说的话，与戴胄无关。⑥是太宗对其评价，不是直接表明。
小题3:从此事最终处理结果看，戴胄引述法典劝谏的目的不是要重判长孙无忌死罪，而是要设法减轻对校尉的处罚
文言文译文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品性坚贞正直，熟悉法令，尤其通晓各类文书簿册。隋朝大业末年，担任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都以礼对待他。
贞观元年，升任大理寺少卿的官职。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长孙无忌有一次曾被太宗召见，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门。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定罪认为负责守卫宫门的校尉没有发觉，要判处死罪；长孙无忌是失误带刀进入，罚铜二十斤赎罪。太宗听从了封德彝的处理意见。戴胄反驳说：“校尉没有发觉和长孙无忌带刀入宫，都是失误罢了。臣子对于最尊贵的帝王，都不能强调什么失误。法典规定：‘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即使是）失误而触犯了法律，也都得处死。’陛下如果考虑到长孙无忌的功劳，就不要由有关部门判决；如果要依据法律，长孙无忌只是罚铜就不能算是处理得当。”唐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我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偏袒他呢！”于是下令重新议定二人之罪。封德彝坚持自己当初的意见，唐太宗打算许可。戴胄又争辩说：“监门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获罪的，按法律规定应从轻处罚。如果只从失误这一点讲，那么两人的情形是一样的，可是（在判罚上）却有生和死的巨大差距，所以我冒昧坚持请求改判。”太宗很赞许他，最终免除了校尉的死刑。
当时，朝廷大规模举行科举选拔人才，有的读书人假报资历出身家世舞弊，唐太宗命令这种人自首，不自首的人一经查实就得处死。不久，有个作伪者行为败露了，戴胄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流放并报告唐太宗。唐太宗说：“我下了命令，作伪者不自首一经查实就处死，可你现在却只判流放，你这是向天下人宣示我讲话不讲信用，你想在案件审理中故意宽大以收买人心吗？”戴胄说：“陛下如果立即杀掉他，那就不是我的职权所管得了的。可是，已经移交给我处理，我不敢毁坏法律。”唐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却要让我失信于天下人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发泄了一时的喜怒情绪。陛下出乎一时情绪激动同意杀掉他，（冷静考虑后）觉得不能这样做而把他押送大理寺依法惩处，这正是克制个人情绪而留存大的信用啊。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背离法律所应有的信用，我私下就要替陛下惋惜了。”唐太宗说：“法律有缺漏的地方，你能改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戴胄先前冒犯龙颜秉公执法的事，大多是这一类。他所判处的刑事案件，都没有冤屈和滥杀无辜的。
贞观七年，戴胄去世，唐太宗为他举办葬礼，停止上朝三天，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追封为道国公，谥号为“忠”，并下诏让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又因为戴胄宅第破旧，没有地方供奉祭祀，下令让有关部门特地为他建造庙堂。房玄龄、魏徵都认为戴胄很有才干，都和他亲近友好，等戴胄死后，再见到以前一起游玩过的地方，都多次因此而悲痛流泪。戴胄没有儿子，把哥哥的儿子戴至德作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