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内，定第一等人物为哲学家、国家的统治者，定第二等人物为武士、保卫国家的军人，而定末等人物为农业劳动者和手工劳动者。他需要多数人为奴隶主服务，主张奴隶主贵族统治国家。这是他理想的政体。这个政治理想是以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柏拉图指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公正”(正义)国家。这个“公正”国家应该具有智慧、意志和节制三个条件，而体现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不同的人。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划分的。这就是把人划分为等级的，一是根据人的本性;二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分工，从而构成了阶级。在他看来，人的灵魂或人性有：理性、意志和情欲，并从而构成品德。例如理性具有智慧，意志发展为勇敢，情欲应受节制，在三者中理性最高，意志其次，情欲最低。人性有了这三种活动，使人类社会产生相应的三个阶级：即求感官的满足和身体的享受者(普通生产者);求荣誉和成就者(军人);陶冶理性、追求真理者(统治者)。一个国家有这三种人，也就有了智慧、意志和节制的三种美德或条件，此外还有一项美德或条件，就是“公正”(正义)。因而被安排在力能胜任的岗位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是具备了“公正”的美德。

　　在这里，第一，柏拉图把人性当作分工的基础，把分工当作划分等级的标准，然后又把各等级间的需要互助作为建立国家的条件，所以社会和国家，混淆无别，但是人们为着生活和互助而集合成的只能是社会而非国家，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很明显，柏拉图是想用成立社会的需要(理由)来顶替建立国家的必要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家起源的阶级内容和国家的阶级实质完全不见了;第二，马克思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合群的，要求结成国家;只有到国家阶段，他们才能获得最高的“善业”，过美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本性。

　　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以人类所独有的言语机能为基础，人类一般都能择善而从。

　　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组织(团体)是自然结合的。它由“二人以上群众所组成”。团体有三种：家庭、村落和城邦(国家)。这三者的组成都是自然的。家庭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村落是为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结合组成的社会初级形式。城邦由若干村落组合而成，是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可使人类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亚里士多德认为，凡人必须结合而为城邦，一个无国之民，脱离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人，必是低劣者，一个不归属于城邦的人，不是“鄙夫”，就是超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和村落虽是人们过社会生活、追求善业的社团，但只有国家才是使人过“快乐而光荣”生活的最高社团;前者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后者才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人的本性要求过良好生活，国家的目的正是保证人过良好生活。

　　应该指出，亚里士多德对社会起源问题的看法与柏拉图的看法不同。柏拉图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然后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使人感到国家是人类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把国家和其他社团分开，说国家是要实现“最高的善”的最高社团，其用意在于说明国家的必要性、中立性，从而掩盖国家的起源和阶级性。此后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未离开这两种理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也大有分歧。柏拉图是客观的唯心主义者。他把所谓理性或理念当作外部世界的本原或基础，不知从哪个时候起万物的理念就已经存在于世界某处了。例如桌子的理念不是桌子产生的映象。相反，个别桌子却是桌子理念的一个不完全的影子。列宁驳斥这种学说是哲学史中的神秘主义。

　　亚里士多德动摇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他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不是实物的原因。例如尽管没有苏格拉底的理念，但也无害于苏格拉底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也不理会柏拉图的等级说，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有乐群的倾向。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各色各样的人，这个人知道这一点，那个人知道另一点，合起来就知道一切了。柏拉图以哲学家的统治维护治安，亚里士多德让人民说出各人的利益保持安宁。所以G.W.奥尔波特说：“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后来的每一作家、哲学家或科学家对于人及社会都各采取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