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尊称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精神思想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甘地的思想极为庞杂。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论记录，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宗教的与政治的混为一谈，而且资产阶级思想与小生产者思想兼而有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然而甘地主义的核心却是其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提出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而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提出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看起来令人费解，难以让人信服，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因为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这无疑是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很适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代条件下，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几度汹涌澎湃，虽历遭挫折，却历久不绝，并最终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迫使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应该说，甘地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甘地把非暴力作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则，明显地具有种种弊病和缺陷，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绝对的非暴力不可能实现;贬斥一切暴力，给群众运动制定清规戒律，不准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只要发生暴力就停止运动，必然挫伤士气，丧失革命时机，延长革命过程;群众性自苦和自我牺牲，总有时间和环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注重小处着眼，认为注重手段目的自明，往往导致轻重倒置，目标模糊;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众的蒙昧落后意识，不利于群众的真正觉醒;等等。尽管如此，甘地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仍在理论和实践上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甘地的一生复杂多变，极富争议。无论对于他的敌手，还是他的亲密同事抑或一般群众来说，他始终是个谜。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在一些人看来，他简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是“欺世盗名的救世主”、“矫揉造作的阴谋家”。曾几何时，他被斥责为“印度封建主义不折不扣的辩护士”、“帝国主义的帮凶”、“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叛卖者”，但时至今日，人们一般都承认，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对印度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功不可没。

　　甘地的伟大人格几乎是举世公认。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诚，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耐心，随机应变的本领;他待人谦恭、诚实、光明磊落，不分贵贱善恶一视同仁，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他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他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并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清苦，安贫乐道;他尊重女性，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道德修养堪称楷模。正因为如此，甘地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东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景仰和爱戴。[2]

　　他被人们称作“巴普”，意思是父亲，因为他是20世纪印度的国父。即使在印度从英国统治者手里争得独立之前，很明显甘地就已经是3亿8千万印度人争取自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领袖。

　　甘地远不只是一个聪明的律师、优秀的演说家、坚定的人权战士和政治领袖。他还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领袖的典范。他写过一本有关他早年生活的书，书的标题是“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奥秘就体现在这个标题中。他可以无拘束地谈论他的失败和他的困难。他犯了错误时，就自动承认错误。

　　首要的是，他拒绝从他的政治活动中获取任何利益。在他回印度之前，他就决定要像穷人那样生活，决不占有财富。他在印度旅行时，坐的是硬座，从不预订座位，而是跟农民和其它普通百姓在一起。在城市里，他拒绝乘坐人力车——一种由赤脚男人拉着的两轮车。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吃肉。他早晨起得很早，然后坐在纺车旁纺棉线。他认为从领袖到最穷的农民人人都应该准备干重活。

　　他对所有宗教问题都感兴趣，而不只是对印度的神。他读过很多的书。每天傍晚六点钟，他都暂停工作进行祈祷，甚至当他跟其它的世界领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每周总有一整天，他是在沉默之中度过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设法获得神灵的真谛。

　　甘地认为人们都应该能够“像爱自己一样爱世上最平凡的人”。甘地憎恨几千年来使印度社会分裂成不同种姓的那种习俗，而他的目标就是要废除这种习俗。他支持那些干收入最低的活的、属于社会最贫困阶层的人们。由于他的身体力行，所有印度人终于能够自由地在村子里同一口井中打水喝，到同一个寺庙去祈祷，甚至可以相互通婚。

　　甘地对于妇女平等的问题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最大的信念也许就在他所说的“真理的力量”这个印度习语中。如果存在一条不公正的法律，——在印度和南非的英国统治者曾经通过了许多这种法律——那么，每个人都有责任拒绝服从这条法律，但不采取暴力手段。人们应该为了他们的信念而随时准备进监狱，而不应该拿起武器去战斗。

　　莫·甘地是以个人之力抗拒专制、拯救民权和个人自由的象征。尽管甘地在1937年到1948年之间获得过五次提名，但他始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多年以后，诺贝尔委员会对此公开表达过他们的遗憾。

　　甘地去世后，他的事迹一直受到广泛的评论。例如英国首相丘吉尔不禁感慨说：“见到甘地先生，……是令人作呕，他曾是一个妨害治安的Middle Temple出来的律师。现在在东方作出苦行僧的样子，半裸的在总督府前游行，却出名了”。

　　爱因斯坦这样评论甘地：“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世上竟然真地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他又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

　　1999年《时代》杂志将甘地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第一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罗斯福总统，印度的甘地则名列第三位。

　　甘地奉行的苦行僧式的个人克己生活制度包括素食，独身，默想，禁欲。

　　一周有一天不说话，放弃西方式衣服而穿了印度土布做的印度传统服装，用纺车纺纱，参与劳动。

　　甘地的哲学和非暴力不合作(satya, ahimsa)的思想深受薄伽梵歌，印度教信仰以及耆那教的影响。非暴力(ahimsa)的概念在印度的宗教中长久以来就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中对于此都有重述。甘地在他的自传“我的对于真理的实践经历”(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揭示了他的哲学和生活方式。

　　尽管他去伦敦时尝试吃肉，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在伦敦求学时对此写过几本书。在印度教和耆那教中素食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家乡就有很多印度教徒是素食主义者。他尝试不同的饮食，最终相信素食足以满足人体的最小要求。他也曾很长时间不进食，并以此作为政治武器。

　　在他三十六岁时，他禁欲，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禁欲主义者。禁欲是受印度教的影响。但是他没有离婚。据说他的这个决定没有同他的妻子讨论，而是直接向她宣布的。

　　甘地每周一天不说话。他相信沉默带给他内心的平静。这来自于印度教中的“沉默”(mouna)和“平静”(shanti，梵语音译)的力量。他在沉默时靠在纸上写字来交流。从他三十七岁开始的三年半里，甘地拒绝读报纸。他认为尘世的喧嚣比他内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在从南非的成功法律工作回到印度后，他放弃了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方式衣服。他的意思是要穿的能够被印度最贫穷的人接受。他宣扬使用家庭纺织的土布(khadi)。甘地和他的跟从者，使用自己用纺车纺的布做衣服。这对英国的权力集团是一个威胁。因为当印度人因为没有工作而空闲时，他们从英国那里买衣服;而当印度人自己做衣服时，英国的工业就空闲了。后来国大党的党旗中就有纺车图案。

　　***和***前往甘地墓敬献花圈